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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英雄壮志 —父亲和长征(上)

历史与传承 2018-02-04 20:02:20


  万里英雄壮志

                  — 父亲和长征

  王伟伟

 

 

    图为1936年到达陕北时的父亲

 

一 序


1936年10月8日,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委的父亲王宏坤,率红四军的十师、十一师,代表红四方面军率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附近的界石铺、青江驿、翟家所三地胜利会师。


这一天,在会宁附近,父亲见到了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与他分手四年之久的老战友,已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的陈赓。


老战友经过千辛万苦、生死劫难后见面,高兴异常。陈赓最早在红军任职,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2年3月,父亲任红四方面军红十师师长,陈赓早已是红十二师师长,两人十分熟悉,是好朋友,友谊很深,一贯相互支持。


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行的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父亲的红十师缴获颇多,而陈赓的红十二师因留守豫南没有参战,较为艰苦。父亲就下令部队给他们送枪、送子弹。在其后的潢光战役关键时刻,父亲又下令师炮兵支援陈赓,他十分感激。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在扶山寨的战斗中,陈赓腿负伤要去上海治疗,方面军总部却没钱,他所需经费总部还得给父亲要。因为,父亲打仗有个特点,他特别重视后勤,打下一个地方就让部队搜集布匹和钱财。当时,各部队都是自行解决给养,被服,总部没钱供给。所以,无论父亲当团长,还是师长,他的部队在红四方面军是服装最好,钱最多。


说到给陈赓治疗的钱,还出了个小插曲。父亲接到总部领导让他给陈赓准备钱的指示后,打电话给师后勤部长秦辉灿,要他准备金条、大洋和国民党票子,直接交给他。总部让父亲把经费由他本人秘密交给陈赓和负伤的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或由总部转给他俩。没想到此事被师部一个姓徐的参谋偷听了电话,伪造了印章,抢先跑到后勤部冒领,后勤部长大意了,让此人把钱领走逃跑了。父亲他们只好又准备了两份,幸亏这人不知该经费的用处。


正是父亲与陈赓的生死之交,陈赓闻讯是父亲率领红四军来了,马上就过来找他。

陈赓大老远看见父亲就笑叫起来:“好你个王宏坤!早听说你死了,怎么又冒出来了?”

说完,两人都跳拢起来,紧紧地相互又掐又捏,不知如何表达欢喜之情,直到折腾够了才罢手。陈赓提议,他亲自去做一桌刚学会的手抓羊肉,要为父亲接风和慰劳。

父亲笑道:“老陈,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我不喜欢吃羊肉还尽拣好话说。”

“我是看你们太辛苦了,你还不领情!”陈赓又笑起来。

“走!不管那个,牙祭还是要打的嘛。”陈赓边说边拉着父亲就走。

红一师说是一个师,实际兵员不足,架子大人少。父亲回忆说,按他们当时一个营三个连的编制,也就大约五个营,一个多团的兵力。

 

二、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


说到红军的长征,就要提到红四方面军与此紧密相关的两个战役,即“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这两个战役也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为了下一步与其会师,迈开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脚步而举行的前哨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11月,红25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进陕南。12月15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19日,中央军委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军委这个有关电报时,正是在川陕根据地反敌六路围攻胜利三个月后,在巴中城进行的小范围领导会议上。到会的只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红四军军长的父亲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何畏七个人。该会议是因虽然方面军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川陕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因受地理环境的局限已达极限,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而召开。所以,小会讨论了由徐向前提出的方面军要向西北出击甘南,打击胡宗南部,占领控制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成县和天水、岷州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放弃万源和通江以东,以打破蒋介石部署的“川陕会剿”的“川陕甘计划”。


父亲和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计划,认为这个战略方针可行。就在讨论如何行动时,接到了中央军委电报,说他们已进到贵州与四川交界处,计划从泸州上游渡长江北上,要求四方面军派部队到长江边接应。


父亲他们看到这个电报后非常高兴,会场气氛热烈活跃,议论派多少部队去接应。有说派一个军,又怕不行,最后决定去五六个师,其余部队留守根据地。但是,第二天,中央又来电报,叫四方面军不要去了。


于是,会议继续讨论甘南作战问题,就是按徐向前策划的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计划集中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各一部12个团,以四军全部在根据地东面、南面防御。这个计划从整个红军的大局来看可以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即扩大了川陕根据地,又牵制了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进川。因为广昭战役一实施,就打击了敌胡宗南部,吸引和牵制了四川各路军阀百分之八九十的兵力沿嘉陵江往北一线的注意和调动,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其后进行的陕南战役声东击西,都从侧面有利的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进行。这也是贯彻红四方面军早先提出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首先拿下四川”口号的战略部署。


讨论该方案时,父亲发言道:“对总部的战略方针我是完全赞同的,但让我们四军搞防御打掩护有意见,我不干!怎么又是我们四军搞防御?一进川就让我们守,老让我们防御,很少集中四军的兵力出击,哪怕抽调我们两个团参加不行吗?若你们不要四军出击,就给我一个营去打游击。”


总部领导知道父亲一直让四军搞防御有意见,为了尊重他的意见,第二天,给了他答复,同意由他率四军两个团参加广昭战役。父亲接令后,兴奋地对总部领导说:“好啊!我们抽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六团去。”


会议结束,父亲赶到十二师驻地万源,马上召集师长徐顺礼、师政委徐长勋等师领导开会,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决定由徐顺礼师长率三十四团、三十六团出击,徐长勋师政委率三十团留守万源(反六路围攻后期,因部队损失较大,军里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即编为十师,下辖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四个团,十二师,下辖三十团、三十四团、三十六三个团)


三十四团是由鄂豫皖时期的老十师特务营发展起来的,一入川就从竹峪关到巴山防守,反六路围攻的后期调到万源一线防御,反围攻胜利后又回到巴山防御,饱尝了艰辛。三十四团集中后,父亲把他们带到竹峪关。全团1500余人,穿的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衣服全烂了,大多数的衣服成了布条条。父亲让军后勤部给他们换了新军装,补充了子弹,待命出征。


为了“广昭战役”,方面军的部队进行了频繁的调动,敌人也有所察觉。在1935年1月,敌四川“剿匪”军第一路“剿匪”军事报告书中,就提到:“一面综合各方情况,判断匪主力西移,有由嘉陵江之一点突破,进犯川西北与朱毛呼应作战之企图已经证实......”

可见,战役还未正式开始,方面军就已经达到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了。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开始。上午10时,父亲率十二师的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攻占了川陕边界重镇转斗铺,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游击支队潘名世部。其游击支队就相当我们现在的特种兵部队,实力为一个加强营,专门负责侦察,获取情报 偷袭骚扰苏区,在胡宗南部队里装备好,战斗力强,是其精锐。该战斗俘敌营长以下5百余人,缴获自动步枪20余支。北面驻得胜关之敌第二游击支队张俊耀部闻讯,下午4时,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转斗铺来援,正好进入我三十四团在黄坝河附近的李家坪预设阵地,被我歼敌过半,残敌乘夜溃逃。


攻进转斗铺镇子后,还闹了些笑话。敌人逃跑后,扔掉不少炸药,这炸药外表看很像油条,以前大家没见过。十二师师长徐顺礼捡起来就要吃,父亲说:“不能吃!你还不晓得这是啥东西就瞎吃。”
    “这油条能吃,我肚子饿坏了,不行,我得吃。”

徐顺礼不听父亲劝,吭哧就咬了一口,觉得有一丝甜,面露得意地说:“好吃,是甜的。”

结果到半夜,他肚子烧得不行直打滚,差一点死过去。父亲他们赶紧叫来军医抢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给他泻肚子。他又吐又泄搞得一塌糊涂,折腾了一宿,搞得大家也都没睡好。天亮了,他才缓过劲来,幸免一死。

两天后父亲去看他,说:“不让你吃,你偏要吃,怎么样?”

听了父亲的话,他直说:“甭提了军长,唉!真倒霉。我那肚子当时真是疼坏了,幸亏治好了,悔不该不听军长的话呀!”

听了他的话,把父亲搞得哭笑不得。


占领转斗铺,缴获不少战利品,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敌人做生意带进来的几十支美国派克金笔。战士们第一次见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干什么用?有的就把它扔了,有的拿着瞎摆弄,让笔尖把手扎了,土包子开洋荤拿在手里不知咋整了。幸亏父亲这几年高级领导没算白当,见识过这玩意,看到扔的满地的这些东西是钢笔,便让警卫员给捡了起来,他也第一次用上了派克金笔。


这一战也是父亲与胡宗南的第三次交手了,第一次是在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转移至黄安(今红安县)地区的河口镇附近时,敌第一师师长胡宗南部已占领了河口,其派出一个团从东面向我军迂回。时任红十师师长的父亲以二十九团顶住迂回之敌,以三十团由东向西南该敌之侧后反迂回,两个团对敌两面夹击,一举将胡宗南这个团全歼,全歼敌2千人,无一人漏网,活捉敌团长。父亲与胡宗南的第一次交手,就取得了大胜,打痛了胡宗南,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是在1932年11月27日,红四方面军西征到陕西彷徨镇时,被胡宗南部的两个旅插到了方面军两个梯队的中间。父亲指挥红十师部队向胡宗南部猛攻,用不顾方面军西征要轻装扔掉重火器的命令私自留下的两门迫击炮和仅剩下的几十发炮弹向敌人猛轰。经过激战,击溃了胡宗南部的阻截,歼敌约两个营,打通了西征的道路。


与胡宗南部的三次交手,父亲都取得完胜,因此,胡宗南对父亲及其率领下的红十师,及其后的红四军是相当忌惮和重视。在其第一师于1935年1月下旬—2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广元、昭化战斗詳报里,专门把转斗铺战斗经过列为第一条,承认此战失利,但其归结是因寡不敌众。


父亲这边的进攻比较顺利,但方面军主力那边的行动并不顺利,他们的进攻虽然给敌人较大打击,却终因敌胡宗南部装备好,火力强,凭坚固守,而红军火力弱,缺火炮,又无攻坚经验,致使广元、昭化二城连攻数日未能拿下,部队无法西进,遂放弃原定战役企图,主动撤广、昭之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红四方面军在广昭战役发起后,中央和军委又于1月22日,给红四方面军总部来电,称中央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江,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提出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总指挥徐向前匆匆从西线,陈昌浩从东线赶去参加会议。会议认为,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否则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决定暂停与胡宗南的角逐,放弃广昭战役,准备西渡嘉陵江。为了调动嘉陵江沿岸敌人北向,为红三十一军在苍溪、阆中一线创造渡江战机,并接应已进至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即决定方面军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


为此,父亲他们在转斗铺以西驻地住下不久,方面军总部给父亲来了命令,要他指挥六个团,即红四军十二师两个团,三十军八十八师三个团和总部炮兵团攻取陕南的宁强等地。


宁强是陕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属下孙蔚如十七师的地盘,孙蔚如过去与红四方面军有统战关系。入川后,红四方面军为了免除后顾之忧,避免腹背受敌,更好抗击四川军阀的进攻,1933年5月至7月 ,曾有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全权代表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全权代表西北军杨虎城将军,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但在敌六路围攻时,他又违约攻击过红四方面军,并且让胡宗南进到川陕边界,威胁我军的侧背。因此,方面军出于战略需要出击陕南,顺便也想教训他一下,以示惩戒。


因方面军这次行动只是虚招,以前又曾达成过秘密协议,所以这次战役是有节制的,决定先礼后兵。在部队出击前,派人送信给宁强县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给他打招呼,要他主动撤兵,勿做抵抗。但杨竹荪置若罔闻,下令部队坚不退出。


宁强位于川陕甘交界处,县城是川陕大道的要隘,是从山里出陕西,插向天水的必经之路。宁强驻敌一个团的两个营。


父亲到达宁强外围时,手中只有红四军十二师的两个团,配属的其他部队均未到,他等不及就以手头这点兵力进行攻击部署。2月3日拂晓,他以三十四团一部于城北小飞机场,防敌逃跑,以另一部攻占东面阵地,以三十六团向城西南山头各阵地及东山观发起攻击。


父亲清楚的记得,当夜是除夕夜,三十六团摸上山去,攻进东山观庙内,夺下了山头。在天亮时,该团又乘机从城西南角搭起云梯,分两路爬上城墙,打开城门,敌人陷入了慌乱中。三十六团冲进城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父亲跟着第二梯队进了城。


他进城时,城内巷战正酣。敌人边抵抗边逃,三十六团紧随其后向北追,上了城墙,守住北面。父亲其后也上了城墙,却差点被三十六团的战士误击。他一上去,就听见三十六团的战士大喝道:“干什么的?”紧接着就听见他们拉枪栓的声音,说着就要开枪。

父亲的警卫员忙喊道:“你们要做什么?”

父亲也赶快说:“我是王宏坤!”

幸亏该团有的战士认识父亲,立即放下枪,差一点就把他们的军长“光荣”了。


在三十六团的追击下,敌人狼狈逃窜,正好钻进三十四团在小飞机场埋伏的阵地,被三十四团全歼,俘敌团长杨竹荪。战斗结束,父亲命令三十四团继续北进。第二天,一举攻克阳平关,将敌第二团的一个营大部歼灭。


之后,父亲他们在宁强住了两天,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八十八师的两个团才赶来,遂继续北进,过河,在宽川与敌两个营遭遇,敌一触即溃。


这时,敌孙蔚如部独一旅一个团和第四十九旅从沔县(今勉县)西进,朝父亲他们这边运动。敌四十九旅是陕军的王牌,因剿匪有功号称“老虎旅”,其旅长王劲哉素以凶悍、骠勇著称,很能打仗,人称“王老虎”。


敌人进到新铺湾,离父亲处有15里,父亲命十二师师长徐顺礼率三十六团向东警戒,与敌保持四五里的距离,监视敌行动,不要主动攻击。但当徐顺礼率三十六团到达新铺镇以西时,发现敌人已占领了该镇,为了控制制高点阻敌西进,该团去抢占新铺镇西边的大山。他们抢,敌人也抢,双方在山头遭遇,三十六团一个反击,把敌人打了下去。


父亲他们正向北行进,听到东面枪声激烈急忙带着军交通队和警卫连赶过去。一看,我军一个团与敌人一个旅正在拼死相博。三十六团给敌以大量杀伤,但自己也伤亡不小。父亲见到先是师长徐顺礼负重伤被抬下来,右眼被打瞎,成了独眼师长。接着,团长、团政委也负伤被抬了下来。全团1700多人,打得只剩下1200余人。父亲见状便传令三十六团停止攻击,把部队收拢,守住山头,顶住敌人攻击。到傍晚,敌人停止了攻击。


父亲连夜抓紧时间对三十六团进行整顿,发现全团连以上干部大部伤亡,只剩下了三营教导员,一个连长和一个指导员,父亲便将他的警卫连连长派去代理团长,提升三营教导员为团政委,并相应提拔配备了所缺连营干部。


总部看父亲他们这边打得很凶,催促原调给他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团和总部迫击炮团连夜赶到。第二天凌晨,父亲遂令八十八师的“夜老虎团”即二六五团从山后夜摸上去,占领了敌阵地,从山上往下打。父亲把他的警卫连交给三十六团,让他们从正面发起猛攻。敌人向其反扑,并攻到其前卫营前,父亲带的交通队也在那里抗击。他让迫击炮团开火,掩护前卫营顶住敌人反扑,并集中各营对敌进行反击。八十八师两个团插上去,二六八团占领了沔县通向新铺湾的大道。敌人后路受到威胁,军心动摇,在我军的猛攻下,一举将敌四十九旅及一个独立团大部歼灭。


接着,父亲留下三十六团打扫战场,他随八十八师向沔县疾进,途中又击溃敌一个骑兵团后,乘胜占领了沔县城。不久,红九军一部也开到这里,以一部围攻褒城,一部直抵南郑城郊。他们提出要派两个团向西北进击,父亲鉴于那里条件不好,劝阻道:“这样不行,不要试了,搞不通的。”后因调动敌人的目的已达到,此行遂罢。


陕南战役十余日,方面军部队先后攻占了宁强、阳平关、沔县等城镇,取得歼敌四个多团,缴获 轻重机枪70 余挺,枪5千余支,俘敌团长以下4 千余人的胜利,成功调动了嘉陵江沿岸守敌向北,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有利战机。但是,陕南作战的问题是打乱了与陕军的统一战线,把双方关系搞僵了,此战是有得有失。


到二月中旬,方面军总部见战役目的已达到,遂撤褒城之围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这时,四川军阀各部队也在嘉陵江沿线重兵布防,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也在甘南地区蠢蠢欲动。蒋介石为激励其属下进剿卖力,在1935年2月9日,电告其各路军、各省政府,颁布了“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

(一)、朱、毛、徐,生擒者各奖10万元,献首级各奖8万元。

(二) 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8万元,献首级者各奖5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3万元。

(四)、王宏琨(应为坤)、王树森(应为声)、何畏、孙玉清、余天荣(应为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3万元,献首级者各奖2万元。

    这则消息刊登在1935年2月15日的云南《民国日报》上。


很荣幸父亲榜上有名,排在第四等的第一名,在蒋介石那里挂上了号,不简单,可见他的头在当时还是比较值钱。

 

三、长征从嘉陵江开始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1935年的3月28日夜,为了实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强渡嘉陵江开始。


在父亲出兵陕南时,王建安调任红四军政委,洪学智调任军政治部主任。他们上任后,就留在川北的军部和政治部,与父亲未谋面。


陕南战役结束后,1935年3月初,父亲带十二师主力开到广元以东约15里处,监视正面敌军掩护方面军主力。在这里父亲和军政委王建安第一次通了电话。


    早在3月上、中旬,徐向前总指挥就率孙玉清等有关人员沿嘉陵江勘察了地形、水文等情况。根据敌宽大正面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选择渡江地段,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


红四军按总部命令配置在苍溪的塔子山地区,作为方面军第二梯队,负责掩护方面军主力过江。当夜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于塔子山附近神速秘密的开始强渡嘉陵江。张国焘和徐向前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部队过江。


等第一梯队的各军和总部机关都成功渡过嘉陵江后,才通知二梯队的红四军由塔子山渡口的浮桥过江。四军各师从浮桥上跑步过江。父亲负责带着四军十二师的三十四团、三十六团要掩护所有的部队渡江,所以,他们走在全方面军的最后面过江。


红四军过江后,军政委王建安率四军主力向阆中、江油地区发展。父亲刚过江就接到总部命令,率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攻打梓潼,保障方面军主力西进左翼安全。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拂晓,三十四团以突然动作将梓潼城守敌包围。梓潼是敌邓锡侯部一个团,及民团七八百人,敌以两个营及民团驻防城内,一个营置于城外西南七八里处山头上。父亲率三十六团继续向西南方向运动,以一个营将路南山头寨子据守之敌围住,团主力在西南面通往绵阳的道路上隐蔽起来,等待打击绵阳来援之敌。


梓潼战斗一打响,绵阳之敌马上接到梓潼守敌求救电话。敌人的电话线就从父亲指挥所上方经过,他命令用电话机和敌人的线接上,亲自监听绵阳、梓潼和城外西南山头三处守敌进行的通话。听见绵阳敌人告知说:“援兵就要到了。”


父亲将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三十六团,让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中午12时,绵阳援兵来到父亲布置的伏击点,他一声令下,战士们扑向敌人。经过激战,歼敌两个营,残敌狼狈逃回绵阳。

同时,围困山头的部队乘势攻下寨子,全歼守敌。三十四团也向梓潼守敌发起攻击,守敌惶恐万分。父亲从电话里监听到敌团长在电话中不断向绵阳求救:“我们守不住了,赶快来救援!”

父亲听罢,对着话筒向敌人喊道:“你们的援兵已经被红军消灭,你们跑不了啦,只有缴枪投降!”

此时,三十四团攻入梓潼城内,残敌向南面突围,三十六团及时赶到,南北夹击,将敌人全歼在城外。


打下梓潼后,父亲他们在这里住了六七天,发动群众,几天就扩红五六百。解放后在海军舟山基地任副政委的张明汉就是在此参军的,成了父亲的马夫。


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达青川,八座县城,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胜利结束强渡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该战役对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并与其会师十分重要,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长征的第一仗。但父亲他们当时却未想到,从此离开了奋斗两年多的川陕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这次渡江,除了方面军的五个军全部撤离根据地,连根据地的地方机关和政府的干部也大部分跟主力部队撤离了苏区。因此,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军队加地方人员共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只留下了中共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1940年牺牲)等千余人坚持根据地斗争。我那时任苍溪县少共妇女部长的母亲冯明英,也奉命随军渡江离开苏区,去开辟建立新区根据地的地方工作。


为了离开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作了很多准备,最主要的就是乘着前期胜利进行了扩红,给主力部队补充兵员。甚至把将要组建的红三十四军军政委张广才的命令都下了,还是给拆散与地方部队的独立师或团补充给各军。所以,过了嘉陵江父亲的红四军又从反六路围攻后期时,缩编的两个师七个团,恢复成三个师九个团的标准编制了。

 

四、千佛山防御战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红四方面军向西出动,计划占领北川、茂县、理番、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做立足点。


 5月上旬,父亲奉命率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六团从梓潼向西开进,他们走在最后。几天后,到达北川,在城里四军政治部的驻地,父亲第一次见到等候他的新任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洪学智将总部对四军的行动命令交给了父亲。命令要求父亲率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向西南进发,到茂县东南的千佛山地区防御,阻击成都方面敌人进攻。临走前,父亲把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交给了洪学智。

   千佛山阻击战很重要,它关系到红四方面军西进开辟川西北根据地的通道和掩护与中央红军的会师。

 
图为1937年5月父亲在甘肃镇原县屯子镇援西军红四军运动会主席台上

 

父亲看了总部的命令后,知道这时的四军已分成了两部分,军政委王建安带领着四个团在松潘以南活动,父亲带另三个团参加千佛山阻击战。军部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后,有议论说:“军长,听说又成立了一个四军军部,还有咱们这里的军部,四军怎么会有两个军部?”   

父亲心里明白,但不好说,只能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乱说。”


可还是有消息传来,有的地方,部队打死人,二十八团有人开枪,打死几个人,也不知为啥?闹得部队意见很大,他们问父亲:“他们开枪打死几个战士,军长你知道吗?”

父亲说:“我不知道。”

他们又问:“怎么那有个军政司令部,这里怎么还有个司令部?”

父亲说:“不知道,这些事你们不要管”父亲嘴上这样说,而心里是有数的。


因为在没到千佛山,过嘉陵江时,方面军总部就知道中央到了什么地方,但没给父亲他们讲。可方面军总政委在北川附近碰到父亲时,就对他放风说:“一方面军知识高,军事技术强,要和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交流。”


这已不是父亲听他第一次说这话了,还在四川反敌人六路围攻,在麻石口防御时,父亲曾与总政委吵过一架。当时,父亲就听出他的话里有话,而且还是其单独给父亲讲过干部交流一事,只是没挑明而已,父亲已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目的了。


这是源于麻石口吵架后,部队退到五龙关总部一线时,总政委给张国焘打电话。电话线要通过他们四军军部的电话机才行,所以父亲听见电话铃响后,便拿起电话接听。正听见总政委在电话里生气地说:“我的意见,要把四军解散,分给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而且讲了不止一次。


张国焘在电话里问:“为什么呀?你与王宏坤同志可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呀,这是怎么搞的?”

“他不讲理!四军王宏坤不行,要把他们四军解散分到其他几个军去。”总政委气冲冲地说。

接完电话,张国焘为此去征求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的意见,听听他们对解散四军的意见。他知道父亲对九军军长何畏有意见,就没去问何畏。


李先念、孙玉清均表示不同意解散四军,认为四军是从鄂豫皖起来的老部队,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若解散四军,四军的干部是不满意的,对部队今后的发展和稳定很不利。张国焘听他俩讲得很有道理,也不同意,四军就幸免解散了。


张国焘没有把父亲与总政委吵架的事跟徐向前讲,徐向前便不知道要四军解散之事。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了千佛山后,听到那么多流言蜚语的缘由。也就明白了总政委提出交流干部的真实意图,是借此机会把父亲调离四军,省得两人不和。这是父亲到千佛山后的一段小插曲。


千佛山高险陡峻,山头上有座大庙。千佛山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其南面就是成都、绵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敌我关系重大,父亲他们凭险构筑了多道防线和坚固的工事。


父亲赶到千佛山,十一师师长陈再道的三个团已在这一带据守。父亲的指挥所就设在大庙内,庙前庙后都做了工事。

为了争夺这里,双方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攻防战,红军打退敌人无数次大规模进攻,牵制了川军和中央军多达90余个团,约 14万人的兵力,掩护方面军进入了岷江流域,迎接中央红军长征到此。 这也是父亲长征的第二战。


敌机经常来袭,我军挖了防空洞和盖沟,但敌机说来就来,防不胜防,不断给红军造成伤亡。父亲就遇上了这么一次,十分惊险。

一天,他刚出庙门,就见敌机突然向他俯冲袭来,钻工事已来不及,他就地顺着坡度卧倒。刚卧下,炸弹就在他附近爆炸,碎土崩了他一身,好险!不过没有伤着他。但他发现紧随他旁边的警卫班长却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再回头看,大庙也中了炸弹,坍塌了一角,司务长未来得及出门就牺牲在庙内。


防御战打得异常惨烈,面对敌军火炮向军指挥所猛烈的轰击,父亲为了更好地掌握敌人进攻动向,便于指挥部队的防御,他把安危放在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爬出掩体,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山下敌人的动态。趴在堑壕里的战士们,看到父亲那种临危不惧、不怕死的的作风,深受鼓舞和感动,但也为他的安危担心。


原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赖尚林时任军部警卫连二排长,他看到父亲这样又是钦佩,又是担忧,和父亲的警卫员冲上去拉父亲下来隐蔽:“军长快下来,危险!”

父亲甩开他们的手,生气地说:“别拉我,你们都给我下去!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不要干扰我!”


父亲给赖尚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世时常给他儿子赖延正谈起这次战斗中的父亲,总是赞不绝口。赖延正就曾对我说:“我爸说你父亲,指挥打仗那叫勇敢,那叫不怕死。四周炮弹纷飞,打得树枝劈里啪啦地往下掉,可他却若无其事地站在大庙前照指挥不误,我们拉都拉不下来。”


就在他们防御期间,红四方面军的西进部队已于6月12日,在夹金山北麓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父亲他们从电报上得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消息后,高兴的很,按照方面军总部的要求,开始筹集衣服、布匹、草鞋、袜子等大批慰问品。许多指战员把平常舍不得穿的、用的,都热情献出来。,专门派人送去。


两军会合后,总部专门给父亲他们送来了一部电台,以便保证和主力的联络。由于四方面军电台少,只有总部有几台,各军都没有。所以,和电台一起的报务员都是一方面军的人。

 

五、成了“收容总队长”


7月中旬,父亲他们结束千佛山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随主力北进,走茂县。自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重新成立了红军总部,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取消方面军和军团编制,两个方面军部队统一编序,即一军团改为一军,三军团改为三军,往下排序四军,五军、九军……。


父亲的堂兄、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正在茂县城里专门等他。进城后,吃完晚饭,父亲和陈再道一同去见王树声。


王树声告诉父亲:“总部来了命令,让你去当红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是刘伯承,四军军长由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接任。”并让他看了命令。

父亲看了命令不高兴的说:“这不是拿黄牛当马骑吗?”

他认为这是总政委和张国焘搞得名堂,因为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时,他曾就指挥上的问题与总政委吵过。

图为1959101日父亲与其堂哥王树声大将在天安门上合影


接着他又赌气地对王树声说:“我没文化,我干不了!你把电台、警卫连和部队都带走,给我三、四匹马,一个炊事员,其他我统统不要,我就跟着走,我也不当什么副参谋长。”


 “宏坤啊这样不好嘛,这是总部的命令呀!”王树声耐心的劝道。

“我干不了!你们公开宣布撤我的职好了,何必这样呢?这是明升暗降嘛,就是这样的吗!”父亲不悦的说。


因我父亲的爷爷与王树声的爷爷是亲兄弟三人,我们家的是老大,王树声家的是老三。王树声是1905年生人,我父亲是1909年生人,父亲称他为“堂哥”,所以,父亲跟他说话也就比较随便。


王树声说:“不能这样说。”

“有什么道理这样搞,谁到四军来能比王宏坤强?他来搞得好?我就不相信,也不同意。”陈再道在一旁也不满的说。


王树声不同意父亲单独走,他说:“电台、警卫连你要带着,走雁门关,过铁索桥。”话说到这,父亲已无话可说了。他也考虑,大部队在前面走了,后面还有5、6千伤病员,及其负责掩护的十一师三十二团和一个独立团两个团。这些人必须有一个人带才行,因此,不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也不行,他也只有接受了。

这样,父亲便成了红军的收容“总队长”。


傍晚,父亲给三十三团政委胡奇才打电话,告他该团行军路线,从雁门关过铁索桥。当地还有一个叫燕门关,而湖北老家口音分不清“雁”、“燕”,就这一字之差,害得胡奇才带全团白走了一晚上也没找到铁索桥,走两下去了。王树声副总指挥知道后气得够呛,直要把胡奇才撤了。


    过了雁门关铁索桥后,父亲带领这些人经过跋涉到了芦花、黑水东南20里处。住了2天后,方面军总部来电叫他将其所带的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交给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当时已改为第三军)。


三十二团接到交接命令后,团干部不愿交给三军团,父亲就去做工作,劝解道:“这样不好,在哪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是党的人。你们对四方面军的感情深厚,我理解,但是作为革命军人还是要服从命令,要以大局为重,识大体嘛。他们一方面军走了一万多里,损耗很大,兵力严重不足,你们过去就是补充他们,壮大他们的力量,也是壮大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对革命都是有意义的。”


经过父亲的动员,三十二团指战员最终还是愉快地服从革命需要,由原海军副参谋长、时任四军十一师作战科长胡鹏飞带到三军团。办完交接事宜,三军团随即把他们编入部队。


 图为101岁老红军林开征


现今仍健在的四川通江籍101岁的老红军林开征(解放后曾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在1934年反六路围攻的一次防御战中,其所在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二连几乎打光,他也负伤住进军医院。出院后,就分到了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这次一并交给了三军团 。

      

胡鹏飞回来后给父亲汇报:“我见到红三军彭德怀等首长,彭军长说‘我们要兵不要官,要子弹不要枪。要的我们留下,不要的你们带回去。于是,我就把团长方和明和他们团营干部带回来了。”


当时,三军团离父亲的驻地很近。第二天,父亲因事到了三军团驻地芦花,正见他们的队伍出发,就看见原三十二团的人。因两个方面军穿戴不一样,一方面军的帽子小,也矮,衣服颜色浅;四方面军的帽子大、且高,衣服颜色深,二者差别很明显,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在三军团驻地,父亲见到了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还有其第十团参谋长伍修权等人。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搞了些牛肉专门盛情的招待父亲吃了饭。在那里,父亲住了一夜,吃了两顿饭,第二天早上离开。他们的热情使父亲很感动。


图为1937年长征结束在延安合影。左起父亲、郑位三、徐海东、倪志亮


父亲带着5、6千人的队伍急需粮食,而整个红军的粮食供应由刘少奇负责,他是管粮食的主任。听说他住在芦花西面一个山岗上的镇子里,父亲就去找他解决粮食。


父亲带着警卫排走了大半天,在下午4点多爬到半山时,只见一个中年人带着一队骑兵,几匹驮着东西的牲口从镇子里出来。父亲猜他可能就是刘少奇,连忙迎上去问:“你是少奇同志吗?”

“我是。”

“我是王宏坤。”


听罢,刘少奇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哦,你就是王宏坤啊?早听说过。”

父亲向他提出了要粮食的问题,刘少奇说:“我现在有事,你的事以后再说,再见!”就走了。


父亲见他很忙,只好告辞离去,粮食的事因找不到头,也没办成。

1935年8月15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开始第一次过草地。父亲则带着6、7千伤病员在芦花、黑水,草地的边缘住下待命,等着收尾过草地。这几千人有四方面军的,也有一方面军的。


一住就是十几天,也等不到上面的开拔命令,父亲很着急。为了解决粮食,父亲派独立团去搞,给他们规定每人每天交10两粮食给马河垻红军医院,但刚熟的青稞都让前面过去的主力部队早割光了,根本就搞不到了。父亲只好组织他们和能动的轻伤员去挖野菜,捡散落在地上的青稞。后来发现在驻地西南有一个反动土司的寨子,把他打了下来,独立团好不容易搞到的这些粮食,对这支庞大的队伍是杯水车薪。整个队伍都在挨饿,伤病员不断增多,又没有医药,使重伤员死了不少。路上有很多大树像大伞一样撑着,在大树底下坐着、躺着,死的一堆堆的,大都是连病带饿死的。父亲说:“从马河坝到四军政治部十几里路,一路上不远就有一个死人。一看死者是带眼镜、镶金牙的,便知那是一方面军的,因一方面军长征后期剩的干部多。再看死者穿的灰军装新,颜色深,便知是四方面军的。他们有的死在河边、树下、山边,那次饿死了很多人。”


8月底,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患上了伤寒,发高烧,带着四军政治部没赶上四军主力,没有走出草地又返回黑水、芦花。因其病倒,总部让父亲除了指挥四方面军的后方,还让他带着电台和警卫连接管了四军政治部,与他们住在一起。


洪学智经过治疗还是烧不退,整天昏迷不醒,后在当地请了一个喇嘛看了,吃了几副药才慢慢好了。有一次父亲拉痢疾,也请他开了几副药,很快就好了,很灵。


父亲带着后方几千个伤病员走在大部队的最后,只有一个千把人的独立团和他的警卫连在护卫,常面临当地少数民族土司武装的袭击,使他们顾东顾不了西。有一次,有七八十个伤员转移不及时,落在大部队后面得不到保护,受到袭击后被全部杀害。


情况越来越严重,却总不见总部命令,父亲急的连续3次给参谋长刘伯承发电报,汇报现状是既无粮又无药,伤病号不断增加,轻伤员转为重伤员,死亡不断增加,再不走伤病员都会死光,催促前进,却无回电。直到9月初,才收到总部电报,告知他们已过草地,在包座歼敌胡宗南一个师。父亲见总部已过草地,便带领后方过草地。


过草地时,父亲只带了夹被,可草地冷得不行,只好往被子里放些草。没有干粮,只能用当地的青稞磨成粉和成像荞麦那样,用刀削成条放到锅里煮着吃。由于不习惯,吃了大半碗肚子就胀得不行。

 

六、两过草地南下


在草地里走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大部队,父亲十分为难,突然收到总部电报,要他找向南的向导,搞得父亲很奇怪。


路上下大雪时,父亲见大部队冒雪从北面南下回来,先下来的是三十军。父亲见到三十军军长程世才问他:“怎么又掉头了?”

他说:“中央已经北上了。”

“为什么呀?”

程世才回答:“不知道。”

父亲还不知道这是张国焘搞的,心里还在琢磨这是咋回事?


这时,总部来了电报让父亲他们写标语欢迎部队南下,还有“朱毛”啥的。一方面军来的那个台长接到电报后,对父亲说:“这电报也搞不懂,不了解情况,不知写些啥?”


父亲只好拿电报给洪学智看,问他这标语咋写?他也不置可否,正好也没纸,父亲他们就没写。但总部领导下来就发脾气,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写标语。


父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们要写什么?部队北上怎么又回来了?‘朱毛’怎么回事?这些事我们都不清楚,怎么写?而且也没纸,拿什么写?”

那时,大家以为“朱毛”是一个人,不知毛叫毛泽东。


父亲不吃领导这一套,和他吵起来:“你们搞什么我不知道,你发我脾气没道理。”

但是吵归吵,完了照样又一起嬉皮笑脸的吃起饭来。


大部队陆续开下来往南走,父亲带着后方还是走在方面军的最后搞收容。这是他们两过草地了,体力消耗极大。他们冒着大雪,一路翻越大山,战士们不时的在路上倒下。因路窄,只能把倒下的人搬到一边,队伍才能前进。看到死的人太多,部队又转来转去,加上有的部队管理不善,动不动就训人、吓唬人,一些战士特别是伤病员不愿走,感到再这么走没出路,有的就往树林里钻。于是,就派部队动员他们出来,对他们讲:“留下是不行的,大部队走后就更没出路。”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动员出来,继续上路。这样一来,部队的收容工作更困难了,带着伤病员一天只能走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才走到卓克基。一路上又死了不少人,父亲他们这支队伍从7千多人,此时只剩下4、5千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但父亲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总部领导开完会,回到卓克基,听总政委讲才知道。


父亲问总政委:“这样搞收容怎么得了,掉队的一塌糊涂。让他们归队,也不归队,到处打粮食吃。伤兵走不动,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们扔掉,太伤感情,于心不忍。怎么办啊?太伤脑筋了。”

总政委回答说:“你放心吧,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开了会,成立了新中央。”


父亲很奇怪,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这中央怎么说成立就成立了,他认为中央应是代表大会选举的,这是怎么回事两个中央?太随便了吧,一个连能有两个支部吗?他虽有疑问,又不好问,也不敢说。

父亲还在想这是咋回事呢,总政委又说了一句:“方针政策都定了,要南下。”


父亲在小金川流域的一个镇子里住了个把星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给他的印象是宽厚、仁慈,意志坚定,始终是乐观情绪,行军时朱总司令跟父亲他们走在一起。父亲还见到了跟着总司令的罗舜初,他是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局长,行军作战都是他来安排。他见到父亲后,透露了点上面的消息,父亲也不敢往外泄露。


到了懋功过了小金川河后,就地住了4、5天。主力抢占了天全、宝兴、芦山后,东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父亲他们继续跟在后面向南跟进。


这时已是11月,父亲他们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又过了两道河来到宝兴县,继续向芦山城进发,住到芦山城外西面五六十里处的任家坝,在此住了一个多月。这个期间,主力部队在前面进行了百丈决战。

就在任家坝,朱德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父亲也到了会。在会上,朱德公布了党中央从陕北来的喜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要抗日,搞统一战线,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取消第二中央,将其改为西北局。


张国焘听了后也不理,一方面军还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也不理,有几位中央委员也不吭声。父亲也不是中央委员,就是听朱总司令讲。行军时朱德也不讲什么,这次却讲了不少,左权也照章讲了话。


为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成立了川康省,傅钟为省委书记,指挥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几个县。同时成立了川康军事指挥部,父亲为指挥长,杨梅生为参谋长。父亲他们住在芦山城内,任务是发动群众、剿灭土匪,组织发展地方武装。


他们搞了两个多月,在苏区八个县成立了地方武装,每县有游击队3、4百人至上千人不等。指挥部直属有3个独立团,4千余人,潘焱、唐凯、袁渊、李迎希分别任这3个团的团长或政委。